盐荒背后的信任危机

文/谢文轩

一大早，丈母娘就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赶快去买点盐，我们这里已经卖光了，广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断货。

得知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买盐干什么？一转念我想到了远隔万里的日本核辐射。有专家称，防止核辐射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服用碘盐，自然而然人们想到了“购盐救命”。

抢购加碘盐的消息迅速放大，各地开始出现蜂拥抢购。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开始辟谣，声称，日本核泄漏并不能影响中国，加碘盐并不能有效防止核辐射，盐业由国家控制，供应充足，不会断货，不会影响民众生活。

不得不承认这次政府的反应即时而迅速，但民众的恐慌并没有消散。在傍晚去超市购物时，我甚至还见到一个婆婆苦苦哀求老板卖她几包盐，就当救命。近七十的老人红着眼睛，在老板再三声明已经断货时，几近绝望。

日本地震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关注新闻，包括核扩散情况。凭常识，我很难相信日本核辐射会对中国带来致命影响，加碘盐防辐射的内容就更显荒谬。

这次的盐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年前发生的[SARS疫情]，当时[SARS]被人为放大，而大蒜、板蓝根防[SARS]的消息更是被炒得天翻地覆，人们疯狂抢购，有的甚至从境外购买药品。事情过去多年，一些真相逐步明朗，[SARS疫情]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而那些所谓的防止药品食品更是商家投机的阴谋。

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常识来加以判断，但为什么我们却很容易陷入混乱与非理智中呢？在“蒜你狠”之后，再次出现“加碘盐”？

从传统文化形态来看，中国人习惯于从众，而不是独立思考。一旦遇事，很多人总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随波逐流，你干我也干，你抢我也抢，随大流总不是坏事。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长期的压制中，整个社会已经陷入极度混乱，与不信任当中。我们切实感受到事实与谎言的摇摆和扭曲。拿地震预报来说，在发生地震后，官方往往说地震不能准确预报，而在出现地震前兆时，官方又经过专家断定，不会出现地震。如此种种，人们对于政府抑或专家的信心正一步步丧失，人人自危。

一些小事件连年引发民众恐慌，折射出中国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大蒜]、[加碘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恐慌与不信任。在遭遇谣言时，政府在积极辟谣的同时，更应该反思背后的因果。重构社会机制，挽救濒临的信任感，才是治标治本的重点。

（全文完）

 文/观察家 谢文轩

提要：在过去10年间，成都城市扩建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已经辐射到双流郫县等郊县，城市规模扩大了10倍，大量的乡村被城市化所取代，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德源镇14个村庄，15平方公里约两万多亩土地，被规划为富士康的生活配套区。一万多户德源镇村民因此面临拆迁。

 
小悦不得不离开了。

过去两个月里，这个10岁的小女孩，一直是成都郫县德源镇清水小学惟一的学生。

8月底，接到学校须拆迁的通知后，清水小学161名学生就陆续转到附近的学校就读，偌大一个校园就剩下小悦一个人。

为了配合政府一项庞大的工程，德源镇的胜利、青龙以及回龙村都得搬迁。清水小学这座上百年历史的学校同样未能逃脱被拆迁的命运。

这些被占用的土地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都是种植农作物的良田。德源镇因出产大蒜而远近闻名。现在，这里没有大蒜，只有不断推进的厂房和高楼。

徐开明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十几亩土地，自己的老房子也面临拆迁，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小孙女小悦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从清水小学转学竟被外界形容为“最小钉子户”。

徐开明所在的郫县德源镇距离成都市城区13公里，镇域内风景秀丽，历史文化丰厚。由于土壤肥沃，这里盛产“大蒜”，其种植面积一度达到8000亩，是远近闻名的优质大蒜种植基地。当地政府曾经试想，将德源镇打造养生主题小镇，但就在口号提出后的半年时间，一切却被彻底改变。

这突然的改变，源自一家名叫富士康的工厂。

去年10月16日，富士康在成都签下了“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项目”，这家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帝国决定投资10亿美元在成都打造光电显示及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形成规模和产值超过千亿的IT产业链，将占到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的13％。

2010年7月25日，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建设正式开工。仅仅两个月后，9月30日，工业区一期13万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即建成投产。与此同时，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旁边，一个为富士康配套、可容纳30万人的“高新西区－郫县新城”亦开始规划建设。

作为四川省迄今为止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被列为四川省和成都市“一号工程”。从四川省到成都市，再到郫县，都专门成立了“一号工程办公室”，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徐开明还记得，8月中旬，政府的拆迁公告和宣传车就开始在各个村子出现。德源镇14个村庄，15平方公里约两万多亩土地，被规划为富士康的生活配套区。一万多户德源镇村民因此面临拆迁。

成都实行城乡统筹7年，被外界称之为“最彻底”的户籍改革。改革设计的方案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并不需要以放弃土地为代价。而城里人，也可选择自由下乡。

2009年，成都推出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制度“耕地保护基金”，把耕地保护和农民的养老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市县两级政府每年出资28亿元，为那些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基本农田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其中耕地每亩补贴300元，基本农田400元。补贴款的90％全部划到个人账户上，以支付养老保险。因为历史的欠债，中国城乡差距巨大。当时成都算了一笔账，如果成都600万农村人口有一半变成市民，总共需要投入约6000亿。

成都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丘陵和山区面积就占到60％，耕地资源尤为稀缺。根据成都统筹办估算，到2020年，成都市将以现有660万亩耕地为基数，耕地集中经营比例要达75%，每年平均新增流转耕地约50万亩。

这意味了，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大量的耕地将会通过整理入市，进入到城市开发当中。看似“简单自由”却并非那么简单。在过去10年间，成都城市扩建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已经辐射到双流、华阳、郫县等郊县，城市规模扩大了近10倍，大量的乡村被城市化所取代，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被拆迁，这是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为现实的写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征地过程中，缺乏公正公平是拆迁中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城乡统筹中，我们不难看到更多的农村“被城镇化”，更多的农村宅基地“被集约化”，更多的农民生活水平“被提高”，更多的农民权益“被维护”，这诸多“被”字问题之后，凸显了地方政府本末倒置的执政行为，社会结构断裂日益严重。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看来，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被政府和既得利益者瓜分，而农民在扮演者牺牲品的角色。

疯狂的农地入市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大量的农田被侵占，一些盲目扩大化的城市出现了“空巢效应”——因过渡发展而无人居住。

过去1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超过1亿亩。据统计仅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14000亿。正因此，城市周边地价房价同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成都城区土地每亩最高突破160万/每亩，期房均价超过1万/平米。徐开明所在的郫县，市区期房均价也突破5千/平米。

很多人开始担心城市发展导致大量占用耕地，造成粮食危机。食物短缺已是全球所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一。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一直致力于耕地保护，并确立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然而，在呼吁保护的同时，地方政府过度的土地财政依赖却一次次突破红线，保护与侵占形成尴尬的博弈。

“很多人认为，中国农业占GDP也就是11%，反正比例也不太大，你用不着太去在意农业的事。”陈锡文说，哪怕只有1%，还是每一个人离不开它。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农业越来越有点不堪重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他说，如果中国出问题，很大的问题会出在农业上。

当地政府用了最快的速度推进“一号工程”，14个拆迁工作组进驻各村实施拆迁。土地和民房丈量，然后迅速签订拆迁协议。没有激烈的对抗，大多村民选择了配合。

“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徐开明说。面对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他以及那些被拆迁的乡亲没有更多的选择。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

徐开明独自一个人在村子里转悠，巡视着那些已经失去的土地。就在他的身后，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已经开工，他抬头看看阴郁的天空，摇摇头。他心里明白，他不得不完成一个艰难的转变，从下一刻开始，他不在是农民。

（全文完）

调控过错，平民埋单

文/观察家 谢文轩

一错再错的调控，让市场变得混乱不堪，楼市陷入僵局背后，高土地储备以及大量房源将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报复性增长。

一轮又一轮的调控对楼市狂轰乱炸，遗憾的是，死伤者皆为平民。春节前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新国八条”，除了提高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重申“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春节过后，大中城市住房“限购令”蜂拥而至。细细观察各地细化出台的“调控新政”，你会发现，投机灵活迂回，刚需被强压。

　“新国八条”，所蕴含的中央调控决心值得肯定。然而，细则被那些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刻意曲解，立为己用，被“细化”的“限购令”为投机大开“绿灯”。而那些真正的刚需，不是被横担在户籍之上，就是被银行提高的利率吓退。

“限购”本就有背基本经济规律。价格由供求决定本是常识。我们看到，各地政府着力“引导住房需求”，但抑制买方不可能消除需求。在供给方面，政府强调要增加保障房建设，但呼吁多年，我们却看到商品房大行其道，保障房寥寥还寻租不断。

在畸形“限购”的当下，在未知的限购时间段中，市场压缩供应，存量上升，这必将加剧供需矛盾。新政策一出，在与政府博弈中早已经验丰富的房地产开发商本能的反应是捂盘观望。限购的结果只能是暂时交易清淡。如果未来供需缺口更大，一旦“限购令”松动，房价将报复性上涨。如果这种情形一再重演，政府公信力必将遭受巨大损伤。

有评论人士把中国楼市调控形容成“温水煮青蛙”，火并没有熄灭，持续的燃烧终会致人于死地。对于支撑着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楼市来说，你要收拾它无异于与虎谋皮。过往的一切调控举措已经表明，它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更为严重的是它对市场经济原则和政府公信力的破坏，其影响是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

调控只是行为艺术，一错再错的调控，已经让市场变得混乱不堪，楼市陷入僵局背后，高土地储备以及大量房源将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报复性增长。故事的结局将会是，一个个平民百姓为那个玩火孩子的过错埋单。

我的身份永远是一个外地农民工

　　每次看到政府推出新的公共福利，就难免自卑，丰厚的福利保障中，写着偌大一个“本地人”的条件，无论我在这个城市呆了多少年，我的身份都永远是一个外地农民工。

文/谢文轩

在成都工作五年，一直梦想着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安居乐业。然而，不断飙升的房价让人望而兴叹。转念一想，商品房买不起，我是不是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呢？后来，向朋友打听着经济适用的申请条件，才知道这些都需要成都本地户口，像我这样的外地人，甚至连申请廉租房的资格都没有。

2011年，成都市政府又大派福利，称，在“十二五”期间将开工建设保障房2000万平方米，让城乡居民住有所居。与此同时，被外界称为，改革典范的“城乡统筹”进一步深化，政府称，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届时，城乡可以自由迁徙。

多好的福利，多好的政策，但我硬是没有感受到。与之相反处处都被圈在“户籍”的笼子里。考驾照，外地人有附加条件、应聘财务工作需要有本地人担保、孩子入学需要交纳建校费、每逢政府重大活动，外地人被清场。最近的楼市现购，对外地人更是一刀切的限购。

我的家乡在距离成都仅仅50公里的一个县城，坐大巴不过1小时车程，但正是这一小时的时间，我和工作的这座城市却冰火相隔，我在这里工作，纳税，却得不到一丝的福利和保障。前些年，因为没有暂住证，我甚至时时提心吊胆，生怕某一夜警察破门而入。

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领导，为什么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呢？一个政府的保障不就应该全覆盖吗？只要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就有权利享有。遗憾的是，我作为中国人，甚至连个老外都不如。我是个四川人，却连个野人都不如。

我们伟大的政府不是天天高喊：公平与幸福吗？不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吗？如此公然充斥的户籍歧视，怎来的公平？

我很难相信声势浩大的“城乡统筹”能够有所作为，这或许无外乎更进一步的强化“本地人”，大量的土地和人员被统筹进城，那些本应该全民化的公共福利被瓜分。就如同保障房这款蛋糕一样，先内部消化，连残羹剩饭都没能福利外地人。

外地人就如同外星人，本地政府像防小偷一样时时提防着我们。每次看到政府推出新的公共福利，就难免自卑，丰厚的福利保障中，写着偌大一个“当地人”的条件，无论我在这个城市呆了多少年，我的身份都永远是一个外地农民工。

　　(作者为：《观察家》出品人兼执行主编 )